产生于明清时期的“会馆”，由于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因而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
《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碑记的大概意思是：自古以来，当官的和经商的来来往往多不胜数，却为什么不设会馆呢？虽然一直以来都有公会在起作用，但却没有用来祭神的地方，很多人希望在节日和喜庆的日子里聚会庆祝、祭祀神灵，我们不能因为没地方聚会而扫了大家的兴。所以经协商，在蒋家胡洞，购买了一处院落，重新装修，作为乡人聚会的场所。由此可见《晋冀会馆》最初的设立是为了祀神、节日聚会和联谊乡情。
有专家提示，最早的晋商会馆是约建于明中后期的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年）上溯百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少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在北京设立会馆了。
有人认为，商人，以利为生，赔本的买卖能少干则少干，能不干最好不干。因而，自古以来，商人就被百姓形容成无利不贪的‘奸商’，将之与‘奸臣’‘奸人’划了一个大大的等号。 但是，山西商人却有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经商是最直接的生存之道，是高智商、有勇气的人才能做的一件事。
从山西商人的发家史看，经商并不完全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几代晋商为此献出的不仅仅是生命，他们饱尝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晋商文化曾用浓重的笔墨记录了晋商累积资本过程中充满血泪的艰辛脚印。从遍布半个世界的晋商会馆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曾经靠天吃饭、对家乡无限留恋的山西人，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就已经下定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决心，从走西口到下江南，从北疆的千里冰封到西域的大漠风沙，从南海的炎炎酷日到江淮的梅雨侵蚀，从男人横尸郊野到妻儿翘首以盼，红的血，白的发，写尽了人间苍桑。如果他们的这种献身精神还不能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人类历史的车轮，是靠人的双手去推动的。
说到底，山西商人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有纵横天下的大气，也有吃喝拉撒的需求，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他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寄托，反过来说，更高的精神寄托需要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经济是基础，精神和文化等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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