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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晋商在纵横几百年的经济活动中，用什么来体现自己对精神的追求呢？晋商会馆的设置，可窥一斑。
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中叶开始，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数以百计。这些会馆中无一例外地建有戏楼和供奉神灵的祠堂。在山西商人眼中，经济利益是他们生存的根本，而乡土文化和崇尚信仰却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当他们在进行南货北运，北货南调的经济活动时，恐怕心里想的不仅仅是这次能挣多少钱，更多的可能是几时才能回家看看，几时才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地享受一番。回家虽然遥遥无期，但会馆却遍地都是，会馆就是山西商人在外的家。到家后，他们可以看乡戏、听乡音，可以借酒消愁，可以在关老爷面前平静自己的心灵，或许还能让关老爷给家乡的亲人捎一句话，报个平安。
晋商会馆不是用来赚钱的，却是帮助人们赚钱的。因此，会馆由大家集资建设和供养，会馆制定的规矩自然养成了大家自我约束的习惯。但是在人们内心，真正最具约束力的却不一定是那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因为这些条条框框只能约束人的行为，却不能震慑人的心灵。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将大家的心拧在一起呢？是信仰！共同的信仰能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为零。而利益却做不到这一点。有人说，商人还有信仰吗？如果有，那就是钱。想来这只是气话，是比商人还看重钱的人的一种情绪宣泄。可以肯定地说，商人有信仰，而且起点还相当的高。
会馆最初的设立，是在京的士大夫为同乡的京官和来京的家乡官员方便聚会的所在，之后又出现了服务于家乡学子进京科举的试馆，这样的地方，商人是不许踏足的，即便是由商人出资建成的会馆也不行。“安徽的歙县会馆，其创建时的36人全部都是商人，乾隆六年（1741）《重订章程》亦规定：“创立之意，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王日胜《乡土之恋——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那么商人为什么还要投资那些看似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会馆呢？其实，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人的地位低，但他们却有钱。不论设立什么性质的会馆，他们内心最为重视的是名声和地位。投资科举试馆，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不再受人白眼，投资官僚会馆，是为了能和官僚们平起平坐，曾号称儒商的徽商这样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晋商会馆的设立却最为本色。因为他们压根就看不起读书当官之人。在他们的内心，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是那些千古传唱的英明圣贤，是能够保佑他们一生富裕的君主神灵。他们所建的会馆一定要能够表明自己对圣贤的尊崇，他们请士绅撰写碑记和匾额，请专家设计建设图纸，请能工巧匠精雕细刻，他们把自己内心的精神追求高高地挂在了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中那些金碧辉煌的匾额之上，以昭示自己千古不变的信仰。
以《汉口山陕会馆》为例，建设之初的图纸上就有春秋楼、启圣祠、天后宫、魁星楼、文昌宫、七圣殿、吕祖阁、财神殿等圣贤之祠，每处都有圣贤的丰功伟绩，从高挂的匾额上就可看出，圣贤之道也就是晋商的做人之道：
关圣殿匾额：正大光明；天地正气；浩气冲霄；春秋夫子。
春秋楼匾额：英灵万古；浩气千秋；直心道场；恭敬桑梓。
前面的几副意在崇敬，后面的两副就意在育人了。
财神殿匾：冠裳萃会；大义参天；千古正人；道在聚人。
“道在聚人”这副匾额很有意思，笔者认为，它的意思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以人为本，经商之道也在于此。人们常说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如果人不怎么样，谁还敢和你做生意？这个道理看似浅显，其意颇深。君子经商乃为诚商，小人经商就成奸商了。
纵观晋商史，山西商人的辉煌不仅仅是数百年来的发家史，那些零星散落在我们眼前的晋商大院，那些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无处不映衬着晋商那种不屈不挠、睥睨天下的超前精神。
作者单位：山西省戏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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